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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一带一路”投融资中的气候变化因素考量

来源:本站作者:admin 日期:2019-08-02 浏览:

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是气候变化的重灾区。图为2017年5月29日,在斯里兰卡西部港口城市卡卢特勒,一名男孩在积水路段骑自行车。官方前一天发布声明说,该国因暴雨引发的洪水和山体滑坡已造成146人死亡、100人失踪,超过100万人受灾。新华社 资料图

随着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的《巴黎协定》于2016年11月生效,并于2018年12月完成实施细则谈判,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中的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。

截至2019年3月,共有125个国家和中国签署了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合作文件,其中非洲37个国家,亚洲36个,欧洲26个,大洋洲9个,南美洲7个,北美洲10个。这些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人口约占全球的60%,经济体量约占全球的33%,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,约三分之二的国家人均GDP低于世界平均水平,生态环境脆弱,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高,对气候变化十分敏感,但同时经济增速快、潜力大,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高,是未来全球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长源。

日益显著的气候变化为“一带一路”不断拓展和深化的投融资国际合作带来了长期风险,也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增添了“搁置资产”的困扰。气候变化引致的自然与政策风险敞口的识别与应对,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。

“一带一路”国家是气候变化的重灾区

据统计,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气候灾害损失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。1995至2015年,全球因气候灾害受灾排名前10位的国家中,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占了其中7个。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面临的气候变化风险,包括自然生态影响、社会经济影响和安全稳定威胁三个方面,如表1所示。

表1. 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面临的主要气候变化影响

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占有全球70%左右长度的海岸线,大部分“一带一路”国家面临干旱、极端高温的影响,沿线的海岸带国家则受海平面上升、海水侵蚀、土地面积减小、海水酸化、飓风等威胁,而这些沿海地区往往是“一带一路”港口、产业园区、自由贸易区等合作项目的选址地。对航运物流、水资源需求较高的产业投资,沿海的港口设施和大型石化、能源等行业,尤其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。

南亚、北亚、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还会受到高山冰川融化、洪水等影响,这都使得基础设施的投资高于以前,比如变暖带来的冻土融化使得高原铁路、公路建设和维护成本成倍上升。始建于1960年代,至1986年才对外正式开放,由新疆喀什通往巴基斯坦北部的喀喇昆仑公路就是一个例子。

对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制造业部门而言,气候变化可能显著影响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、主要产品的产出效率甚至市场需求,并对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工具造成破坏。

气候变化还将导致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种植业和渔业产量下降,慢性病和传染性疾病频发,淡水资源短缺,饥荒、贫困和失业加剧等等问题,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、拉丁美洲、南亚地区尤为突出。

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预测,到本世纪中叶,上述地区的气候移民和难民数量将高达1.4亿。这些变化不可避免地将使得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,甚至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冲突。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将气候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议题纳入议事日程。

一个可能让人意外的事实是,随着全球温度升高加剧,热量、降水和大气环流将发生显著改变,水电、太阳能、风能、生物质能的资源丰度和分布都会随之受到影响,这对目前蓬勃兴起的清洁能源投资将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。能源行业的一项研究表明,可再生能源资源面临气候风险较高的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包括伊朗、巴基斯坦、菲律宾等近30个国家。

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绿色转型规模前所未有

“一带一路”还有可能是“搁置资产”问题高发的地区。气候变化背景下的“搁置资产”往往是指一项长期的高碳产业投资,比如化石燃料电厂,因政府法律、政策变化而引起技术、市场、投资环境改变的风险,最终造成资产定价大幅缩水或投资回报受到极大影响。

“一带一路”沿线是自然资源的集中生产和消费区,也是温室气体排放的高增长区,集聚了新兴经济体、石油输出国等不同类型的国家。

根据我们的统计,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能源/电力消费和碳排放分别占全球的55%和59%左右,同时提供了全球约60%的石油、55%的天然气和70%的煤炭。2000至2015年间,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了85%左右,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。同时,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也相对较高,2015年为0.83吨二氧化碳/千美元(不包含中国为0.63吨),约为世界平均水平(0.46吨)的1.8倍。但另一方面,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的人均能源消费和用电量仅为全球平均的80%左右,人均排放更是不到60%,未来增长潜势较大。基于我们开发的“一带一路”综合评估模型(BRIAM)的情景分析,“一带一路”国家碳排放的全球占比到2050年将很可能增长至80%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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